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作者: [法] 巴斯夏
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Mr.Huang Rating: 7/10
HighLight
本书成书于1850年的法国，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方面讲诉了政府的决策怎样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书中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物产生的不同结论，著名的破窗理论就出自本书，值得一看。
Summary Notes
政府的决策怎样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提出了这样对问题，面包店的玻璃被捣蛋的小孩打碎了，对整个经济会有正面影响吗？玻璃修理或更换需要资金，这会增加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玻璃工人得以就业，玻璃工收到了修理费用也会增加消费。这是看得见的一面，实际却没那么简单。
假如店主先生修玻璃花了60块，他就不能用这60块干别的事了。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用这笔小款子给自己买双漂亮的皮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0块干别的事。从整个经济层面来看，如果玻璃没有破，那么鞋匠或者书店老板将会增加60块的收入，这是看不到的一面。
同时由于玻璃被打碎，店主先生无法享受新鞋新鞋和新书带来的愉悦，所以总体上看，破坏是资源的无谓损耗。烧毁巴黎再重建，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能从破坏行动中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荒唐。
必须牢记一点，在这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两个当事人，我们需要关注一下隐藏在幕后的第三个人，鞋匠或书店老板，他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是看不到的一面。
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大白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还怎么活呀。
军队复员的影响
抛开安全问题，只从经济上看，应不应该复员10万军队？正方：复员可以使国家减少开支从而降低1亿的税负。反方：复员会导致就业竞争加剧，增加失业率，同时提供10万军队供给的供应商将失去这部分收入。
反方观点是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部分是：
士兵复员回家，并不意味着这支付10万军队供给的1亿开支凭空消失了，它只是归还给了纳税人。
10万复员新工人放进市场的同时，减少的1亿税负转变为消费，也投入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地增加了，就业竞争加剧，工资被压低，仅仅是一种幻觉。
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1亿都与10万人配套存在，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1亿给那10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1亿却可以让10万人工作创造价值。
纳税人交出自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然后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以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钱周转长远后果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
剧院与高雅艺术——政府应该补贴艺术吗
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法国高雅艺术的成就，来自政府的管理和补贴，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负担，而法国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却可以让整个欧洲觉得自豪和光荣。
同样也存在同样有说服力的驳斥。换个思路，如果想补贴所有高雅而有用的事业，那补贴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就会看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
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就业。整个剧院和高雅艺术的工资支撑着20万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美工、砖瓦匠、装潢、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这些产业的总产值占我们的首都总产值的1/4强，这些高雅的活动一方面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另一方面又使得工人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难道他们不应该有资格获得补贴吗？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补贴所需的费用肯定不是凭空产生出来，这笔钱是从一个地方先转移出来才被接着送到其他的地方去。我们千万不要抱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政府的决策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大把的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已。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凭白拿走纳税人的钱，去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潢工和服装师的收入，那么，庄稼汉、挖渠工、木匠和铁匠的收入就相应地减少了相同数量。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如果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
公共工程的诡辩
国家所有的公共工程确实可以制造就业机会，比如开通一条公路，建造一座宫殿，修整一条街道，挖掘一条运河……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是，这种做法同时也剥夺了另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
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辩证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明白，国家要用拨付的几百万法郎做一项大工程，同时也不能忽视纳税人本来可以用这几百万法郎干一些别的事情。
你应该明白了，公共工程其实是一枚有两面不同图案的硬币，一面画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这幅图案我们是直接就可以看得见的，另一面画的则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无法直观看见的。
更糟糕的是，如果这些公共工程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么，那些人会怎么做呢？你一定猜得到他们会说什么：“我们必须要为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呀！”
中介
给社会下个定义：社会是人们相互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总和，无论这种服务出自于强制还是自愿，强制提供的就是公共服务，自愿提供的就是私人服务。
公共服务是由法律所强加或管制的。这种服务相对稳定，一般都不大容易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具有顽强而超长的生命力，即使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用处而完全成了公共祸害，却仍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
私人服务则是自愿的，也即个人承担责任的领域。在交易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他所拥有的而买进他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服务肯定都是真正适用的，这种用处的大小可以用它们的比较价值来准确地衡量。
如果巴黎人觉得肚子饿了，而能满足饱腹欲望的小麦在俄罗斯，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饥饿痛苦是不会消失的。有三种办法可以摆脱饥饿：第一，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第二种办法是，他们可以自主地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工作。
在这三种办法中，哪一种最有优势？毫无悬念是第二种。
但有些人把中介称为寄生虫。我们姑且按照他们的观点承认中介就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商行或公共服务机构，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每个劳动者都无法自己制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细小的原材料，因此，他们必然依赖于他人提供的服务，双方互利互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互相协助；每个群体都跟其他群体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介。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出判断和做交换行为，自己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责任，个体商行（中介）的私利之心正是他快速行动的力量源泉，也是他成功的保证。
贸易管制
法律是什么玩意儿？法律就是一种强制措施，一旦昭告天下，管它是对是错，每个人都得遵守。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政府还专门组织起一支警察队伍，而为了维持这支所谓的警察队伍的运转，国家专门拨出了人力财力。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向国会提交：
比利时的铁在法国的售价极低，只有10法郎，他们逼得我不得不以这个价格亏本出售。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合理的出售价格应该是15法郎，但由于这些讨厌的比利时铁，我却不敢这么做。赶紧制定一部法律吧，规定“比利时铁不准进入法国”。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铁售价提高5法郎，这样做的好处如下：
我售卖的铁每100千克的价格不再是10法郎而是15法郎，这样一来，我自己将更快地富裕起来，之后我的生意规模将变得更大，我将雇佣更多工人工作。我和我的雇员会花销更大，从而给供应我们消费品的那些供应商带来更大的市场。这些供应商也因此会对整个工业下更多的订单。慢慢地，这种扩张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你们投进我的保险箱中的这100苏硬币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将形成无数个同心圆慢慢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法律的制定者们被这一番话迷住了。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这样的想法：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这么容易地增加国民财富啊！于是他们很快投票通过了禁止法令。他们说：“如果确立一项法令就可以增加国民财富，那么干吗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劳动和储蓄？这些痛苦的办法还有什么用处？”
这些话只指出了能够看得见的那些结果，但却掩藏了那些看不见的效应。在他的论述中提到了两个人物形象，而实际上在这幅美妙图景中还隐藏着第三个人物。
假如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有15个法郎，这是他辛勤劳动的果实。他怎么花掉这15个法郎？花10法郎买了100千克比利时出产的铁。他手里还有5个法郎。他是不会把这一小笔零花钱扔到河里去的，而会用它们支付某位匠人的工资或者别的什么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
现在却颁布了一条禁止法令。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把这15个法郎一古脑儿交给了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换取他的100千克铁，然后，买完这些铁之后，他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别的任何一个与此价值5法郎东西带来的享受他再也感受不到了，也就是说他平白损失了那5个法郎。
尽管保护性关税是向进口商品征收的，可是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国内的消费者身上，真正的纳税人是消费者。如果直接告诉他们，那肯定会让人觉得很荒谬：“由于你的税收繁重，因此你购买的一切商品价格都提高了；由于征税你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了国家，还有一部分就应该让垄断者拿走。”
“邪恶的”机器
”机器使上百万的工人陷入贫困之中，机器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工人们的工作机会，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抢走了他们的工资。“
真相是这样吗？在所有看得见的东西后面，还隐藏着看不见的东西。
人的天性就渴望交换，只要不受暴力阻挠，他们就希望进行交换，也就是说，互相交换某种东西，某种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同等价值的东西，以节省自己的劳动。至于这种东西是出自能干的外国制造商之手，还是出自精明能干的机器制造商之手都无关紧要。
实际上机器的发明并没有使工作机会减少，反而是更多地解放人的劳动，使其能够从事其他工作。
老好人詹姆斯先生虽然利用机器后少雇佣一个人，却节省了雇佣一个人的费用，可以用于别的地方。同时市场上如果有一个想找点活干的工人无事可做，那么，在另一个地方，也必然有个人在为他手里的一个法郎寻找出路。这两个因素会相遇，然后结合在一起，使得彼此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这样来看，新发明简直是一顿免费的大餐，整个人类都可以获得一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好处。
那么会不会新发明产生的好处都被相关资本家占有了，普通人反而过的更差？机器的发明过程中并没有减少工作机会，但也没有增加工作机会呀。
实际上新机器的发明，不仅可以创造出满足一定数量工人的工作职位，而且也必然会创造出可以支付他们工资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人和这些钱最终会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在发明之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东西。
首先是资本家获取了它，是发明者以及那批最早利用这台机器的人获取了它，这份收获是对他们天才和勇气的奖赏。新发明机器的利用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至于那部分节省下来的钱，不管他怎么花（反正他总要花出去），总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而且其数量就等于机器节约出来的就业岗位。
但是事情很快会发生变化，竞争就会迫使他降低其产品的售价，直到无法继续占有节约的那些成本为止。这时，发明家不能再占有发明创造所带来的好处了，受益者变成了这种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以及公众，其中也包括工人——一句话，是整个人类。
这就是看不见的：节约下来的那部分钱，会落到所有消费者的腰包里，从而形成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转化为工资，用来雇佣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明创造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增加了，增加的幅度就等于因此而节省下来的劳动力。
在一个社会中，各行各业都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交错纵横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的线都通过各种各样明显的或者不易察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一个行业中的节约会有利于所有行业的发展扩张。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永远，永远不要以就业和工资为借口来干预经济。
谁关心阿尔及利亚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无法增加工作岗位，通过税收支援阿尔及利亚建设并不能增加我们的贸易和就业，我们不能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牢固的钱箱运转起来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这些税款支出质量是否低劣的，效率是否奇差。
看得见的一面，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毕竟那些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大大小小的港口也是看得见的……这些地区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国内的闲余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地区的商业活动渐渐地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见的：政府出手大方地花掉了这5000万法郎，贡献了这笔钱的纳税人就不能再花了。
比如原本可以雇人给自己可爱的小花园扎上一圈篱笆，现在却不可能了，这是看不见的；原本可以雇人给自己的田地施肥除草，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原本可以为家里添置一点家具，现在没指望了，这是看不见的；原本可以改善一下饮食，给自己多买几件衣服、原本可以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给女儿多置办一些嫁妆……现在他通通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
人们总乐于向我描述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一点点培育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
通过公共支出重新配置就业岗位，意味着使工人的就业位置发生变化，破坏了控制着人口分布的自然法则。相反，如果让这5000万法郎留在纳税人手中，这笔钱均匀配置在全国范围内，就可以促进全法国4万个市镇的就业发展；如果真能这样，那么这笔钱就成为让每个人都能跟他的祖国密切地联系到一起的纽带，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的出的行业中配置。而现在，假如国家以税收的名义拿走国民们的这5000万法郎，并且把这笔钱集中花到一个地方，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将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吸引到这个地方来，就业问题暂时解决了，但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失去工作，成为事实上的流动人口，同时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我敢打赌，那时这些工人的处境就会更艰难了。
国家这种把所有的钱都聚集起来投向一个小地方的狂热举动，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都拍手叫好，感叹国家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多多实施这种经济活动，并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更符合国民利益的岗位。
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可以看得见的是，向纳税人征税、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一面则是，如果这些钱被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一桩买卖中你无法两头获利，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那么代价是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说穿了也不过就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但与后者相比，它却显得很有生命力，在当今社会仍然大行其道。
贸易保护主义者蛮横地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就业机会，不仅如此，你还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进入这个行业是一个愚蠢的选择，我现在亏损了10%。对我来说，我要求有盈利的权利，你也有义务满足我的要求，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对大家征收20法郎的税金的时候，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扭亏为盈了。”（像不像某个行业向国家要补贴）
他的这一番诡辩打动了社会，于是在对全社会都征税的时候，他却幸运地成了例外。社会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个行业扭亏为盈了，并不等于它不亏损了，表面的亏损之所以被勾销，是因为社会中的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
历史总是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眼前的，几乎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可以认识到的；另一种则是远期的，最初可能觉察不到的。你会发现这两种后果经常是互相抵触的，前者出自我们短视的眼睛，而后者则需要我们具有思虑深远的智慧。值得庆幸的是，最终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
附录 我们的产品包含税收
假设在法国的钢铁市场上，外国钢铁以不低于8法郎的价格来出售，法国本国产的钢铁售价不低于12法郎。
依据这个假设条件，为了使法国生产者在国内拥有市场，法国政府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
第一种方式是对进口的外国钢铁征收5法郎的关税。很明显，这等于不让外国钢铁在本国市场立足，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口的外国钢铁在内市场售价就不能少于13法郎（即8法郎用来保本，5法郎支付税收），而法国产钢铁的售价只有12法郎，那么进口的外国钢铁必定被国产钢铁驱逐出法国市场。如此一来，采取该保护措施的全部成本将由购买者或者说是消费者来承担。
第二种方式是国家向公众征收5法郎的税款，专门对钢铁生产商进行补贴。其实这两种保护措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这种情况下，进口的外国钢铁仍然无法进入法国市场，因为此时法国产钢铁生产因受到政府每单位为5法郎的补贴，其售价就会由原先的12法郎变为7法郎，而外国钢铁的售价为8法郎，很显然，外国钢铁依然无法在此立足。
这两种方式目的一样、结果一样，依我看来只有一样是不同的，即在第一种方式下负担保护成本的只是一部分人，而在第二种方式下，保护成本则由全体纳税人负担。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用第二种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更公正、更经济、更坦诚：说它更公正，是因为假如一个社会要对一部分人进行补贴的话，那么应该是人人有责；说它更经济，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节约若干成本并且可以消除各种限制；最后，说它更坦诚，是因为公众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措施的目的。
但直觉却是第一种方式让大众更容易接受。